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不仅繁华富庶，而且极其拥挤。据1935年的统计，上海公共租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51317人。到了40年代初，公共租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70162人，而法租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多达83599人。这些数字还只是就常住人口而言，不包括每天的游客和各种过客及访问者。

   从1917年到1947年的三十年间，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报社记者等对上海乞丐的乞讨方式进行过各种调查，其结果有七大类到25种等不同的统计，而几乎每种乞讨方式在乞丐中都有行话暗语表达，有些行话已为社会大众所知晓。但无论哪种调查，都无法穷尽上海乞丐五花八门的乞讨方式和伎俩。上海乞丐的许多乞讨方式与全国各地相同或者类似，即使是行乞的行话暗语也大同小异。

    “盯狗”

   乞丐在街上所用的最普通的乞讨方法就是跟在行人后面，口称“老爷”、“太太”、“爷叔”等伸手要钱。这种乞讨方法在全世界大同小异。但也有诀窍。虽然所有的行人都是乞丐尾随跟踪的目标，但他们一般认为女人比男人心软，容易被打动。民国时期上海乞丐常用的讨饭术语显然以妇女为乞讨对象：“娘娘太太做做好事罢！一钱不落虚空地，明中去，暗中来，行了好心，有好报，发发慈悲心，开开金龙手，赏赐一个铜板，让穷人买碗粥吃吃。”无论乞讨的对象是男是女，也不管讨饭术语如何变化，乞讨者的主要目的是要被乞讨者感到同情、讨厌或者害怕。行人只要有其中任何一种感觉即容易掏腰包施舍几个小钱。

    “告地状”

   比“盯狗”要文明得多的是“告地状”。所谓“告地状”就是在街头路边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上面写着乞讨的话语；也有用粉笔直接写在水泥地或石板路面上的。乞讨者不必开口，低着头，愁容满面地坐在旁边，有的还不时地向走过的路人磕头。据调查者言，妇女、老人和残疾者用这种办法的比较多。所写的话语，大抵用毛笔，文字通顺，例如一份1933年录自上海闹市区西藏路的地状云：“落难妇哀求各界慈善君子，救苦救难，实因丈夫生病数日，无法可想，只得路旁哀求来往先生随意功德。”

    “桥头英雄”

   如前所述，完全伸手讨饭和提供一点服务后要小费的乞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后者可以是花样百出，例如在饭店、戏院、旅馆门口替客人开车门，在码头上帮着拎行李，在桥头推车等。

   乞丐在苏州河边推车行乞是旧上海的一道风景。东西走向、约3.2公里（市区内）的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民国时期河上架着11座大桥，将河之南的市中心与河之北的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相连。桥的两边日夜都有小乞丐在那里守候，有人力车上桥时，他们就帮着推一把，待车上了桥，坐在车上的客人就要按例付小费，普通是一个铜元。如逢下雨路滑，车夫非有人帮忙才能安然过桥，则这些乞丐生意大好，往往两三个小时内可挣三五十个铜元。这些十四五岁的男孩，每人都须拜一个“白相人”作“爷叔”，日交二三百文钱，否则就不能顺利去推车。

    “体面的乞讨”

    这种出于万不得已而作“斯文扫地”之举的乞讨办法最能打动知识分子，且这种办法不仅限于上海，全国各地都时有所闻。例如，1940年成都有一位失业的英语教师，常在知识界茶客云聚地“二泉茶社”乞讨。

   古汉语也可以是一种求乞手段。有一次，叶灵凤和曾编过《洪水》杂志的诗人洪为法一起在瘦西湖边上一家有名的“香影廊”茶馆喝茶，有一个乞丐大约看出这两个翩翩少年是旧友重逢于他乡，竟然念出了杜甫当年赠李龟年的那首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喜得洪为法拍手叫绝，连忙给了他两角小洋。以当时的物价，两角小洋可在饭摊头上饱食数日而有余矣。  卢汉超

    （摘自 《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