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出现问题，最直观的表现是浮在表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如，城管打小贩、征地拆迁之类的矛盾，贫富矛盾，因户籍引发的族群矛盾等。追溯一下，这些矛盾都是在分配权益时，不合理、不公正的制度设计造成或强化的。正如游戏规则的制定背后有制定游戏规则的理念那样，再深入一下，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说明作为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的理念的社会政治哲学出了问题。

   曾经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政治哲学是：把整个社会假定为一个“我—敌”系统，对“敌”采取各种意识形态的攻讦和专政手段，而对“我”的这个系统，则假定为是一个不存在各阶层和个人的利益诉求的整体。这个封闭的、远离现代政治文明的系统，只能是不断地折腾，社会活力被严重窒息。

   改革开放终结了这种苦头。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开始说话，“我—敌”系统瓦解，变成了“我—他”系统。合理利己主义，以及后来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被广泛接受。而在博弈中，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群体事件不断。只顾自己吃肉，让别人汤可能都没得喝，这是一种具有自败性的社会政治哲学。

   孔子在说到“和”时，很有这个意思。而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的“共在存在论”，更是在哲学层面分析得非常清楚。赵汀阳认为，“存在”不是什么问题，而“共在”才是问题。一般的哲学存在论，以个体为单位去理解事物，定义利益，这对于生活世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祸害”——因为生活世界是共在问题：得和别人发生关系，自己做了什么，别人也会有反应。它在逻辑上的极端，就是追求单边独享利益，不顾别人的死活。这是非理性和短视的。它没有看到，最大的利益附着在共在关系中，就相当于权力、资本的最大利益，其实附着在整个社会的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中。

   中国的进一步变革，最终离不开一个合理的、能够切入现实问题的社会政治哲学的统摄。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灵魂。

    ——石勇：《中国需要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原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