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仿佛摆在面前的一道热气腾腾的四川火锅，让人垂涎美味，又忌惮辛辣。
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背后，是地方各级政府和大小房地产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两会上代表、委员热烈讨论。但“千城一面”、农民工的钟摆式城乡二元结构的困扰，交通堵塞、房价飞涨、就业困难等“大城市病”的阴影，一直围绕着“城镇化”的命题。
为此，《北京晨报》邀请了著名青年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学者吴晨，以业内人士的视角，解读如何看待城镇化。
城镇化是大势所趋
城镇化源于欧洲，最早始于英国，在国外称为“城市化”，我国幅员辽阔，城市、农村差别巨大，在中国叫做“城镇化”更合适。
北京晨报：城镇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吴晨：城镇化是不可逆的时代变革。过去两百多年中，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只是在最近的几年才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城镇化源于欧洲，最早始于英国，在国外称为“城市化”，我国幅员辽阔，城市、农村差别巨大，在中国叫做“城镇化”更合适。
城镇化表面上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实现农民为市民的过程，需完成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要转变，使其成为经济繁荣的最大引擎，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继续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问题，绝非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那么简单。
城镇化不是城市复兴
“城市复兴”是应对更高层次或已经经历过城镇化后的城市发展的新的需求与挑战。
北京晨报：城镇化与您近年来所研究的“城市复兴”内涵相同吗？
吴晨：相关但不相同，“城市复兴”是应对更高层次或已经经历过城镇化后的城市发展的新的需求与挑战。
以英国为例，英国城市发展是以工业化革命为基础的，英格兰的东部与东南部如曼彻斯特等城市都经历过极度繁荣的时期，但在“二战”后工业制造业开始衰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极度衰退的时代，资源衰竭了，则繁荣不再。
“城市复兴”指的是如何在城市进入衰败时，用综合的手段来刺激城市的发展，包括经济植入、社会公平，对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结构进行调整等，使其恢复活力、增加就业。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城市复兴，实际上是针对城镇化所带来问题的重新出发，城市的再次起飞。
吴晨：千城一面便是蔑视传统
快速而低质的隐忧
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存在质量普遍不高的隐忧，过度、过快、低效、粗放式的、以土地经济为前提的城镇化，成为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
北京晨报：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者，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吴晨：中国城镇化人口已超过50%，而剩下的农业人口中，只有40%的人完全从事农业劳动。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存在质量普遍不高的隐忧，过度、过快、低效、粗放式的、以土地经济为前提的城镇化，成为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
大量土地被城市化，但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实际上不完全一致，占地规模的扩大远超人口增长速度。城市化没有变成“人”的城镇化，而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政府经营土地获利，成为城镇化中最大的受益方。
“人”的城镇化这样被吞噬
农民进入城市，并没有成为“城里人”，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得不到身份的认可，而其拥有的农村土地也在逐渐失去。
北京晨报：您说的“人”的城镇化，指的是什么？
吴晨：按户籍人口来讲，中国城镇化人口还远达不到50%，有统计称是35%左右。由于户籍限制，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得不到相应的福利，不能公平地享受到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
数据显示，目前只有不到3%的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到1%的农民工在城镇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城市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农民进入城市，并没有成为“城里人”，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得不到身份的认可，而其拥有的农村土地也在逐渐失去。
据统计，中国有2亿6千万的农民工，这个数字与美国全国的城镇人口总数相近。中国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社会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高素质的市民，并且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要确保中国城镇化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在土地、就业、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进行改革。
50%是一条警戒线
中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这令人振奋，也令人警醒，50%是一条临界线，我们不能只欢欣鼓舞，更要保持警醒。
北京晨报：从国外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借鉴？
吴晨：各国城镇化的历史显示，城镇化率50%是一条应警醒的临界线。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可以分为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欧洲模式，城市化发源于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850年英国城市化率就达到了50%。
第二种模式是美洲模式，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城市化50%指标，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化由大量移民促成，汽车在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交通干线、城市骨架就是依据“有车族”的需要而设计的。
第三种模式是日韩模式，在此模式中电子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种是南美洲模式，如巴西、墨西哥的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等几个超级大城市都处在南美洲，这种一般被认为是不太健康的模式，属于过度城市化：城市化率非常高，但经济发展依靠大量进口，自身经济造血能力差，人口聚集，大量贫民窟的产生，社会问题严重。
梳理历史并进行分类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在城市化历史中，我们需要关注一个数字：50%。中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这令人振奋，也令人警醒，50%是一条临界线，我们不能只欢欣鼓舞，更要保持警醒。
迈过临界线的积极
一般来讲，50%也是诸多“城市病”的爆发点。越过它之时，通常是国家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高涨之时。
北京晨报：越过50%这条临界线，其积极作用是什么？
吴晨：一般来讲，50%也是诸多“城市病”的爆发点。越过它之时，通常是国家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高涨之时。英国是19世纪50年代完成的，是英国最为繁荣的时期。1851年，伦敦举办了首届“万国博览会”。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也越过了这条线，当时美国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博览会，并承办奥运会。而我国在2012年前后几年，承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并在2011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
用法治治疗“城市病”
首先要总结历史经验，英国在其出现“城市病”后，找到的“药”是法治。当时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将城市化从无序变为有序。
北京晨报：站在这条关键的“临界线”上，我们该如何面对？
吴晨：首先要总结历史经验，英国在其出现“城市病”后，找到的“药”是法治。当时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将城市化从无序变为有序。美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诸如郊区化严重等问题：人们通过交通工具通行，在市里上班，而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造成了郊区土地大量的浪费，美国也采取了创新规划管理方法来进行管制。相比之下，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城市化的管理手段较为苍白，没能预防、管控、治理住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可见，城市化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法治与科学。
认识到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坚持职业操守与道德素养，是城市规划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本人是建筑师，也是城市规划的工作者，我认为城市化不应仅仅是配合某一类人，不管他们是政府还是开发商。而应更职业、更科学、更全面地看待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所有相关学科、专业齐心协力，实现无缝合作，尝试综合地解决城市问题。此外，如何完善法治建设，如何提高专业技巧，提高城市优化与美化的创作水平，是所有城市化的同行者要思要想的问题。
城市不等于大楼和地标
大高楼、大广场、大地标是蔑视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行政领导的业绩作为城镇化主导的行为，这会对城市发展带来无穷的伤害。
北京晨报：不少地方热衷大楼、大广场、大地标，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对此有无解决办法？
吴晨：更重要的是让公众成为城镇化的主导者，而政府作为执行者。
大高楼、大广场、大地标是蔑视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行政领导的业绩作为城镇化主导的行为，这会对城市发展带来无穷的伤害。形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是对传统地域文化的一种蔑视。
对此，还是要建议政府以更科学、更理性、更可持续地看待和发展城市化，不以地方政府业绩为导向，逐渐开展相关的改革。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想更多的办法。而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公众更多了解和掌握自己对自身生活条件的主导权。城市真正的主导者是公众，而政府则只是执行者。
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城市规划者与政府之间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在一张圆桌上群策群力，为建设一个更好、更美的城市而合作。
北京晨报：作为专业的城市规划者，你希望与当地政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吴晨：合作者关系，在圆桌上探讨的伙伴关系。
中国的管理结构使政府成为城市化的绝对主导者，政府可以有一定作为，而也正因为它是主导者，能够有一定作为，我们更应该要求政府更科学与谨慎地对待城市化每一步的需求，而不仅仅追求指标性需求；更应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考虑，来关注挑战。
作为城市规划者，要及时支持与配合政府，同时又应起到提示与防范的作用。就像我刚刚说的，不应该仅仅配合政府，而是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建言他们，少让他们犯错误，在他们头脑过热的时候，及时提出我们的观点。
城市规划者与政府之间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在一张圆桌上群策群力，为建设一个更好、更美的城市而合作。
晨报记者 邵瑞琳、王宇
不能忽视的“城市病”
如果这轮城镇化能够健康地发展，那么对于中国未来20年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
北京晨报：那么，风险又是什么？
吴晨：审视过去200年世界各地城市化历史，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节点上爆发与显现出来。如英国1850年以后，伦敦的居住环境与品质大大下降，一度被称为“雾都”，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工业污染所致雾霾，此外，伦敦还爆发了几场大规模的瘟疫；美国也同样在1929年经历了惨烈的经济大萧条。
SARS、H7N9、雾霾、交通问题乃至社会公平问题，还有自然环境与资源枯竭问题……这些问题有偶然，也有必然。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我国到了一个特别需要进行反思与研究思考的时候。如何结合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经济，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这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如果这轮城镇化能够健康地发展，那么对于中国未来20年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