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是中国的公司元年。之所以如此定义，当然不仅仅因为邓小平在南方“画了一个圈”，更重要的是，1984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此前，中国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政治领导人；此后，城市改革被迅速启动，一个阶层——企业家阶层逐渐出现、形成、崛起，并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主力军。

　　2014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再次启动改革，中共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从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来看，今年是中国第四个改革周期的开始之年，巨变或许将在2014年发生。

　　中国新商业领袖正在显现

　　近年来，中国商业趋势最大的变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大变化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到来。互联网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改变是空前的，它成了一个转动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惯性。

　　第二个是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同时发生的。在《激荡三十年》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即将爆发的迹象。在2008年以前，中国制造其实经历了长达10年的黄金期。我们当时只是在讨论人口红利即将吃完，没有想到整个欧美市场会萎缩。欧美发达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三是城镇化。2008年，大家认为房地产涨得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2009年、2010年又翻了一番，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因为房地产的泡沫化变得越来越困难。

　　柳传志、王石、张瑞敏这些创业30年的第一代企业家，从商业领域来讲是已经结束的一代，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因为整个商业模式的演变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值了，而且中国现在主要的消费人群、创业人群是以80后为主，这些40后、50后要来理解80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商业实操层面，我认为他们都应该离开前台了，他们的经验值应该是在两个方面会呈现出来：一是在资本层面，二是在公共话语领域层面。他们有一定权威，他们的阅历使他们沉淀下来很多东西，但是在实操层面，他们一定会让位给雷军、马化腾这些人。

　　马云是1964年出生的，雷军是1969年出生的，另外的人基本上都是70后了，60末到75前的这拨儿人，我认为是未来中国商业实操领域里的主力人群。

　　如果要找出马云、马化腾这一代企业家与从事制造业的第一代企业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讲，他们更敏感，他们所建立的企业组织的可变性、柔软性更强一点，制造业的结构比较刚性化，强调科学管理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跟柳传志、王石他们相比，无论是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的公共性差很多，他们有时候面对公共领域发言，大家批得也很厉害。这是跟他们整个这一代人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柳传志、王石他们的阅读量肯定比马云大很多，马云是不怎么读书的人，马化腾在社科领域的积累也是很低的。互联网这一代都是一样的，跟老一代相比，这批人从来不谈历史。他们相信未来，过去的一天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可能是行业属性造成的问题。这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整个时代被交接掉了，但是后面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公共性和人文素养是有先天缺陷的，虽然我和他们很熟，但我实话实说，当整个话筒交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忙不择言，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东西。

　　虽然马云、马化腾他们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度也不够，但如今他们变成意见领袖了。当一个人变成意见领袖以后，大家会问他所有的公共性问题，他什么问题都会回答，这时候有人就会发觉，这一代人的整个素养和前一代人相比有一定落差。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现在找一台摄像机跑到柳传志的办公室看他的书架，再跑到马云的办公室看他的书架就看得出来——马云没有书架。

　　中国拥有产生伟大公司的机会

　　从商业上来讲，马云、马化腾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特别在乎用户体验，也就是所谓交互性，从制造业角度来讲，包括像张瑞敏，虽然一直在强调互联网思维，但制造业实现交互是很难的。因为制造业是产品驱动的，产品驱动考虑的比较多的是技术迭代，就是功能部分，互联网像雷军他们考虑的是消费者的驱动，考虑的很多是情感问题、艺术问题。

　　未来，我认为，中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世界级企业，像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这些人都是有很大机会的。

　　所谓伟大的企业首先诞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行业里面，你要有足够大的基本盘，这是很关键的，委内瑞拉产生一个伟大企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国因为足够大，发展也足够快，现在从商业来讲中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但伟大的国家里面也不是每个行业都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它要在那些存在大规模突变后实现了超常发展的领域里面。马云在电子商务领域里面，在全球来讲都绝对算是创新的，马化腾在社交网络里的很多创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王健林在商业这部分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有机会，而且都很年轻。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的发展，这些人的财富还会呈几何级的增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会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未来中国要产生像乔布斯那样的非常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一个产品出来就把一个行业颠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中国要产生伟大的世界级公司要弥补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一是树立自己的商业思想，要向当年日本企业学习，比如说丰田的精细管理，松下的自来水哲学等等，这些思想都在一定时间里面曾经引领过全球的商业思想的变革。二是引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未来，我国在某些点上面的创新是有可能的，但是在面上就不知道了，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这方面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这跟国家的创新体制有关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是不是支持这样的创新？单一企业能做点上的事，比如微信之于腾讯，还有天猫模式，但国家的科技战略和教育战略这两个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单一的企业层面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中国品牌》2014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