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荣

写下红薯二字，祖母在灶膛烧的红薯的香味，顿时扑面而来。

乡人把红薯叫苕。上小学的那几年，只要家里有从土里挖的红薯，中午放学还没进家门，祖母就颠着小脚，捧一个烧熟的红薯迎出来：“快点快点来吃烧的苕，还是热的咧。”这是早饭做完后，老人专门择出一个又大又甜的红薯，到水塘里把皮上沾的泥洗净了，埋在灶膛里余下的火灰中，烧了一上午才烧好的。放学之前，老人把红薯从灶灰里扒出来，用布条、手掌把苕上的灰拍净，放在一边凉上一会，到我回家吃的时候，刚好既不烫也未冷。由于是微火长时候烘烧熟的，红薯里面的甜汁都流了出来，摸上去黏手得很。这苕是要连皮吃的（皮上免不了沾点草木灰，但老人说吃点草木灰好啊，草木灰肥田，小孩吃了也催长个头），皮也好吃啊，有韧劲，特别是烧焦的地方，还很脆呢。苕的肉就更好吃了，香呀，甜呀，面呀。

红薯富含淀粉，应该是一种辅粮。听说荒年缺粮食吃的时候，有红薯（甚至地里被人们挖剩下的红薯根）进肚，也是很幸运的事。就是在风调雨顺、收成不错的年份，人们也把红薯放在米饭上蒸熟了，当粮食吃，或者把红薯剁成细粒，混在米里一起煮红薯饭吃。这肯定有节省点大米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为了调剂口味。在长夏无冬的海南岛，“地瓜稀饭”（有些地方也把红薯叫地瓜）很有名，人们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它，甚至一些上档次的酒店里也出卖或者赠送（有趣的是，一本清人笔记著作居然将海南人寿命长归功于吃红薯稀饭，可当地人现在却没有这种说法）。

人们也把红薯当菜吃。切成细丝，爆炒，很脆口，不过这得用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切成小指头宽的长条，炒，再加水焖熟，粉粉的，甜。母亲还煎过红薯粑粑，其实就是把红薯直切成厚厚的圆饼状，不放水，在锅里硬煎熟。煎红薯粑粑与炒红薯条味道并没有大的区别，不过一个干，一个湿而已，但形状毕竟不一样，所以餐桌上还得算变了一个花样。

红薯叶当菜吃，在今天的城市已经很普遍了。种红薯的人们却是不太吃红薯叶的。倒不是菜园菜多，而是观念不同，总觉得吃红薯才是正道，吃叶不太规矩。不过，实在没菜吃了，也不得不打红薯叶的主意。把嫩的红薯叶连蒂茎摘下，去叶片（叶还是不吃的！），仔仔细细地把叶蒂茎的表层撕掉，掐成小段，单炒或加韭菜炒，虽然纤维多一点，吃不惯的人还觉得它涩口，但毕竟也是一碗绿颜色的菜。

红薯还可以当水果生吃。见过的红薯有两种，家乡把它们分别叫南瓜苕和白苕。南瓜苕是红皮的，肉质也很红，白苕的皮则约泛青色，肉质白。生吃宜吃南瓜苕，而且最好是吃在阴凉处放蔫了的南瓜苕，因为所有新鲜红薯的肉质都较硬，吃多了嚼得人腮帮子发酸，而且糖份沉积似乎也不够，不是很甜，而蔫了的南瓜苕肉质软得多，好嚼，甜度也高。至于白苕，不爱甜味的人，吃也无妨。

红薯能够加工成点心。乡人加工则用土办法。夏天的时候，把南瓜苕去皮蒸熟，捣烂成泥状，再和上芝麻，用刀薄薄地刮在门板铺的布上，微干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再晒得干干的，贮藏备用，到腊月里拿出来用油或者沙炸好，中间常鼓起一个气泡，吃起来很焦。结婚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妻子不知怎么会对这东西一见倾心，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都给我们准备一大包带着城里来吃。我知道，母亲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给她的儿媳太多的关爱，借了儿媳的这一点饮食偏好，表达她对晚辈的一片爱惜之情。

1980年代，发现市场上突然冒出一种红薯加工的粉条，黑黑的，宽宽的，长长的，硬硬的，很便宜，一两块钱可以买一大堆。红薯粉条适合于下火锅，怎么煮也不会煮糊，吃起来滑、有咬嚼。再后来，发现一些小餐馆做鱼煲、鸡煲等各种煲制菜肴时，用红薯粉丝打底，也很好吃。

不知道湖北人为什么要跟红薯过不去，喜欢用红薯骂人：“你像个苕！”这话的意思是说对方蠢、笨、傻。红薯跟蠢、笨、傻有什么关系呢？红薯不是一种什么宝贝，它产量高，又不太好保管，存放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人吃不完的，都剁碎喂猪了。这与蠢、笨、傻也扯不上边呀。难道是说红薯长得一副蠢相、笨相、傻相？红薯也不丑，陀螺模样，周身也还有点颜色。再说长得丑也不一定就不聪明啊。难道是说红薯命贱好养，剪几根藤条，插在地里就生根发芽？可它占着正田，也是旱不得涝不得的。那难道是说它不事张扬，成群成窝地埋在地下，也不露出面来显摆显摆？可……这也算蠢、笨、傻吗？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中国质量报》